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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发表:2016-11-22 09:29:02 阅读 428 次 回复 0 次 得分0  |   字号 字色
用中国办法破解医改世界难题之新农合
随着医改向“深水区”推进,法律的护航作用日益凸显。制定一部《基本医疗卫生法》巩固改革成果,并推动、引导和保障医改向纵深发展,已经成为一道时代课题。日前,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组织协调下,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率领农工党中央调研组深入浙江和山东,就“卫生立法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”展开调研。
 
  调研组从依法治国、依法行政、创新国家治理体系的战略角度,针对当前医改的重点难点问题,深入调研和探讨《基本医疗卫生法》的定位、思路、原则、结构等问题,努力“用中国式的办法,解决医改这道世界难题”。
 
  改革薪酬制度——
 
  立法应充分调动医生积极性。医生靠技术吃饭,不再靠卖药赚钱,有利于重建医患信任
 
  4月1日,浙江省所有公立医院在全国率先实行药品零差价,结束“以药补医”时代。
 
  浙江人口占全国1/26,用药超过全国的1/10。全省每年药品采购花费550亿元,人均一年吃药1000元,位居全国之首。取消“以药补医”后,怎样避免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,出现“检查费用”补医、“过度医疗服务”等问题?
 
  “关键在于拿什么补医,拿什么保障医生的收入。”陈竺认为,能否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,事关医改的成败。
 
  “医生是一个高投入、高风险、高技术的职业。经济学之父亚当·斯密曾说,在一个社会中,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,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,而把财产有时甚至是生命和名誉委托于律师。”陈竺指出,国际上,通常是最优秀的学生才从医,医生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3—5倍。而当下我国80%的医生子女不愿学医。考虑调动医生的积极性,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“建立符合医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”,《基本医疗卫生法》中应有重要一章。
 
 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姒健敏建议,由于多数大医院承担医、教、研任务,立法中可规定医生薪酬包括若干津贴,如教学津贴、研究津贴、艾滋病等传染科、放射科等特殊岗位津贴等,多劳多得,优劳优得,上不封顶。
 
  “我们取消药品加成后,‘以技养医’,在不增加患者总体负担的前提下,调高医疗技术服务价格,但不超过以往药品收入的90%。”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介绍。
 
  “浙江药品零差率的意义,在于改变了医院和医生的收入机制。”陈竺认为,医生靠技术吃饭,不再靠卖药赚钱,有利于重建医患信任。
 
  近年来,暴力伤医事件呈“井喷式”爆发。据中国医院协会调查统计,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。医患冲突愈演愈烈的背后,是以药养医体制积弊造成的医患信任缺失。
 
  如何破除以药补医体制,如何依法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,是立法绕不开的难题。打击医闹也要有法可依,解决医患纠纷须健全法律法规,《基本医疗卫生法》对此要有重要一笔。
 
  推行分级诊疗——
 
  立法巩固“标准化医生”培训制度,解决基层“人才短板”。可以不把普通门诊列入大医院的职责
 
  “如今,浙江乡镇卫生院与县医院实现联网,但患者有病仍奔县医院。县里查出病,一定要去杭州、上海或北京看。因为交通太方便了。”浙江省政协副主席、农工党浙江省委会主委姚克感叹。
 
  近5年,医改重点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,但是,百姓大病小病还是往大医院跑。大医院像菜市场,人满为患,医患关系怎能不紧张?陈竺说,上海大医院现在门诊时间是5分钟,下一步将缩减到4分钟。一名医生半天内看五六十个病人,哪有时间与患者更多交流?而缺乏沟通就容易引发误解和纠纷。
 
  “无序就医必须改。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探讨对策,但讨论之后觉得实施困难。”郑继伟说,“因为百姓看病已形成习惯,想去哪去哪。如果县医院把得严,会加剧医患矛盾,增加暴力伤医事件。把得松,又形同虚设,给医院增添麻烦。”
 
  “这就需要我们在立法中,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均等。”陈竺表示,公民享有公共卫生、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药物等权利,也承担义务,如遵守在政府组织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分级诊疗的秩序;通过法定程序,处理医疗纠纷等。
 
  姚克认为,分级诊疗必须推,否则基层永远强不起来。目前,心脑血管病等慢病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头号“杀手”。防治慢病的主战场在基层,社区“守门人”健康管理做不好,糖尿病等慢病患者出现眼盲、肾衰等并发症,医保托不起底。
 
  推行分级诊疗的前提是解决基层“人才短板”。由于大医院的“虹吸作用”,县级公立医院骨干人才流失严重。浙江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杨敬认为,解决人才问题,建立基层定向培养制度比较好,培养留得住、用得上的适用于基层的卫生人才。
 
  “《基本医疗卫生法》中,应巩固我国业已启动的规范化住院医师培训制度。到2020年新进入县级公立医院的必须是经过培训的‘标准化医生’,可缓解基层‘人才荒’。”山东省政协副主席、农工党山东省委会主委王新陆说。
 
  “立法中,我们可以不把普通门诊列入大医院的职责。”陈竺提出,大医院的责任应倾向于专科门诊和疑难重症,以及指导和提升基层医疗服务。眼下,医疗纠纷多发生在大医院的普通门诊,三五分钟打发式的门诊,医生叫苦,患者不满。分级诊疗建立起来后,大医院的急诊保留,普通门诊可取消。大医院还要取消健康体检等一般性服务,防止这边是患者住不上院,那厢是住院后进行常规体检,延长床位周转时间。
 
  引导社会办医——
 
  建立一个竞争性的社区“守门人”制度,释放“鲶鱼效应”,“反推”公立医院改革
 
  走进浙江省最大的精神病专科医院——温州康宁医院,像走进了酒店宾馆。窗纱飘曳,花香氤氲,笑脸相迎的医护人员身后,“敬佑生命,谦卑服务”的院训映入眼帘。16年前,院长管伟立和妻子王莲月放弃公立医院的“铁饭碗”,创办了这家民营医院。多年来,他们秉持“救助一人,挽救一家”的理念,设立康宁精神疾病救助基金,资助困难患者,使他们看得起病,住得起院,康复回归社会。
 
  好医院不止姓“公”。陈竺感慨,精神疾病患者多来自贫困家庭,国外综合医院有私人办的,但精神病专科医院多是政府举办。温州康宁医院适应市场需求创建,并能跻身国家临床重点专科,成为全国第一家三甲精神病专科民营医院,不仅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,更“反推”公立医院改革。
 
  医改进入“攻坚期”,公立医院改革是块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这些年,城市门诊量超万人次的大医院数目迅速增加,但服务质量和效率并未提高。基层医疗机构虽然人员待遇、设备硬件得到提升,但推诿病人的现象时有发生。
 
  “有竞争才有活力。这些年,我国公立医院挟政策、人才、技术与品牌优势,占据90%的市场份额,民营医院成气候的不多,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。”王新陆认为,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在于社会办医,释放“鲶鱼效应”。
 
  陈竺提出,在《基本医疗卫生法》中,应给民资留出政策空间,把引领性的法律制定下来。比如,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大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的改制重组。
 
  如今,上海瑞金等公立大医院剥离“特需医疗”,全部放到两大医学园区——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和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的高端医疗市场,切实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。
 
  在这两块医改“试验田”里,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“特需服务”资源对接,新医院采取混合所有制模式,大医院的高水平医生定向“多点执业”,5天工作日中拿出一天来此出诊。这些“鲶鱼”的服务理念、医生薪酬制度等,将“反推”公立医院改革。
 
  基层医疗也应引入社会资本,建立一个竞争性的社区“守门人”制度。对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,政府主要是花钱购买。改革医保支付方式,打破医保定点主要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的局面,无论哪种所有制,一律同等对待。允许参保居民自由选择首诊机构和家庭医生,促进医疗机构之间合理竞争。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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